指定理由:
十八世紀清廷為抑制在臺漢人的拓墾行為,所引發原、漢衝突不斷的治理問題與維護社會秩序,逐漸採行劃定番界政策,以區隔漢人與生番(界外原住民)、熟番(界內平埔族)的活動範圍。康熙 61年(1722),朱一貴事件平定後,閩浙總督覺羅滿保鑒於無法掌握沿山地區及高山原住民情勢遂施行封山劃界政策,並自南而北立石 54 處,首度確立番界。其後,歷經雍正至乾隆年間,多次劃定「生番界址」,並立石開溝,設置「土牛溝」、「土牛堆」,以阻制漢人越界禁墾的護番措施。總計乾隆15年(1750)、25年(1760)、49年(1784)以及55年(1790)曾四度勘定界址,禁民越墾,並在臺灣輿圖上先後以紅、藍、紫、綠色畫線為界。其中,唯一典藏在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乾隆25年藍線臺灣番界圖,是閩浙總督楊廷璋指示全面清釐番界及堆築土牛溝時所繪製。本案土牛民番地界碑為清乾隆26年(1761),彰化縣知縣張世珍奉憲勘定巴宰族朴仔籬社群地界所立,內容詳載土牛堆和土牛溝構築規制、數量的具體紀錄,且為印證乾隆25年劃設藍線臺灣番界的重要實證,另保存在國立臺灣博物館和日本天理大學附屬參考館的清代「朴子籬社圖」,明確劃出此土牛線東側靠山,北臨大甲溪,呈南北向排列有土牛堆十九墩和土牛溝,與本案界碑紀錄吻合。而日大正3年(1914)《臺中廳理蕃史》已收錄土牛民番地界碑內容抄謄圖樣,惟年代誤植為乾隆36年。又臺中州依據1930年頒布施行的《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保存法》指定「民蕃地界之碑」為「史蹟」加以保護,為本案最早獲得文化資產法定身分之紀錄。爰此,土牛民番地界碑,是全臺僅存僅見詳載清廷劃設漢番界線,建置土牛線之土牛堆和土牛溝規制的具體事證,不僅有官方文獻記載且仍保存於土牛溝原址附近,具臺灣歷史、社會、地理、族群關係之文化意義及稀有性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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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更新日期:2022-05-17